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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历时 4年，经过 6轮谈判， 2003年5月 21日，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以 192票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最后文本，标志着烟草控制已经走向以国际法为依据的全球控烟，这是烟草控制史的里程碑。目前有 42个国家，包括欧盟已经签署了这个公约。这反映了一个现象：各国政府都把民众的健康作为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的艰巨性，也反映烟叶和烟草制品生产在很多国家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利益和由此相关联的国计民生问题，使很多国家不得不在烟草控制和烟草经济之间做出平衡。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状况。但是对烟草经济和烟草控制关系的认识和态度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发展观，同时也标志着烟草控制是一个非常困难和艰巨的任务。
　　现状
　　在过去的几百年，烟草种植、烟草制品生产、烟草销售与贸易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 2000年全球烟叶总产量为 571万吨，卷烟产量 11， 000万箱；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卷烟规模和生产量随着市场需求的减少有所缩小，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和低收入国家，其卷烟工业规模和生产量不断扩大和增加；同时，跨国烟草公司加速向发展中国家开辟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的烟草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取消，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烟草市场相继对外开放，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烟草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减少，对烟草市场的控制逐步放松。发达国家的卷烟产品大批量地涌向新开放市场，全球卷烟出口量由 1990年的 l， 246万箱增加到 1996年的 2， 223万箱，增长了 78． 4％，年平均增速高达 10． 1％。 1996年，一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卷烟产品市场以后，又相继开放卷烟工业，允许外资进入或控股，跨国烟草公司开始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投资收购、兼并和新建卷烟生产企业，实行卷烟生产本地化。目前世界卷烟出口量大约为 1， 900万箱，占全球总销量的 17％左右。主要卷烟出口国依次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巴西、瑞士和委内瑞拉；进口量最大的依次是日本、法国、俄罗斯、英国、意人利、德国、沙特阿拉伯、乌克兰；最大的卷烟转口贸易地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 1992－ 1999年期间，几大跨国公司在中欧、东欧的 8个国家就收购、合资或兼并了 21个烟草企业，新建了 7个卷烟厂，在前苏联的 11个国家就收购、合资或兼并了 31个企业，新建了 12个卷烟厂。在过去全球新开放的烟草市场中，大约 70％的份额由几大跨国烟草公司所占有，估计几大跨国公司在 90年代因此增加了 1， 300－ 1， 400万箱卷烟产量。 2000年菲利浦莫菲斯烟草公司的市场销售量为 l， 775万箱，占全球市场分额 16． 6％，其中只有 424万箱，销售量的 23． 9％在母公司所在国销售，其余 76． 1％的 l， 351万箱卷烟均在国际市场销售：其次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市场销售量为 1， 614万箱，占全球市场分额 15． 1％，其中只有 14万箱，占销售量 0． 9％在母公司所在国销售，而 l， 600万箱，占销售量 99． 1％均在国际市场销售。
　　而烟草对健康带来的严重危害，和由此导致的巨大疾病负担和经济损失是十分惊人的。从 20世纪 3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研究都证明了烟草对健康的危害，概括起来，吸烟者患肺癌死亡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的 10－ 12倍，患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的 2倍，但是由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基数大，超量死亡的人数大于肺癌的超量死亡人数。加上导致上呼吸道、消化道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患等疾病，以及被动吸烟的危害，在 90年代初，每年全世界有 300万人死于吸烟。
　　回顾烟草对健康的危害，随着烟草的销售量增加，因烟草而死亡的人数迅速上升，对发达国家的历史资料回顾显示：在 50年代，归因于烟草的年死亡人数，男性为 447， 000人，占总死亡的 10％，女性仅有 26， 000名死者归因于吸烟，不足总死亡的1％； 60年代，年死亡人数上升，已占男性总死亡的 17％，女性总死亡的 2％；在 70年代，男性和女性中归因于烟草的死亡已经分别占总死亡的 21％和 3％，一直递增；到 90年代，归因于烟草的年死亡数男性和女性已经达到 1， 442， 000和 476， 000人，分别占总死亡的 25％和 9％。
　　在发展中国家，估计吸烟是 160万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有一半发生在中国。全球因烟草死亡的人数达到 350万。
　　但是由于烟草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还没有达到高峰， 1995年的吸烟归因死亡的估计基于过去 30年前的吸烟模式。假若现在的吸烟模式不改变的话，到 2020年烟草将导致全世界 840万人的死亡，而其中 600万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烟草所导致的早死，对于美国男性，减寿年数为 333万年，对于女性，为 228万年。换句话说，由于烟草而死亡 44万人，这些人平均比总人群的期望寿命少 12年。对于中国男性和女性，烟草危害还没有达到高峰，因烟草导致的减寿年数分别为 306万年和 12万年，工作损失年限分别为 126万年和 5万年。在现阶段，中国烟民平均比总人群的期望寿命少 4． 6年，每人平均少工作 2年，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会减少很多。在 2025年每年有将近 200万人死于因吸烟引起的有关疾病，到 2050年，每年有 300万人死于因吸烟引起的有关疾病，有一半发生在 35－ 69岁的人群里。导致的减寿年数将增加到 10年，损失 5年的工作时间。
　　在现阶段，由于烟草所致的疾病，则医疗费用中有 12％即 485． 9亿元会耗费掉，和 2000年烟草所创利税 1， 050亿元相比，则 46． 3％都化成了医疗费用。目前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远远高于烟草行业利税上涨的速度 o 1981年医疗费用上涨的速度是烟草利税上升速度的 2倍。假若到 2025年，归因于烟草的疾病和死亡为 33％，仅耗费的医疗费用就会超出烟草行业为国家创造的利润。实际上，生病所导致的其他间接费用还很多，仅仅由于直接医疗费用和损失工作年限就足以抵消烟草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
　　对烟草经济和烟草控制的关系的态度，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发展观，是仅仅把经济增长、把 GDP的增长作为我们的发展指标，还是选择向 “ 以人为本 ” 的发展战略。 “ 以人为本 ” 的发展战略标志着把单纯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社会发展优先目标，关注环境，关注人民健康，这些反过来都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是使人民幸福、健康快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树立的发展观。只是强调烟草产业为国家带来的税收、就业位置，而不顾烟草带来的疾病，最终要为由此带来的巨额医疗费用的支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付出代价。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制订和签署是各国政府对烟草控制的态度和宣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制订过程展示了世界各国对烟草带来的危害的深刻认识，对烟草的广泛流行带来的健康问题的深切担忧，以及需要全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控制烟草流行的坚定决心。
　　烟草控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针对大多数疾病的控制仅仅面对的是自然界的挑战和人们的
不健康的行为和社会习俗。而烟草控制面对的挑战不仅是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对人们健康的危害的影响和几百年的吸烟习俗，更重要的是，面对的是有合法经济行为的庞大利益集团。在很多国家，烟草业利用自己的强大财力，进行反宣传、消除消费者对烟草的敌意，利用广告，把吸烟和各种美好的生活、追求联系起来，利用各种政策和法律的空隙，游说政府减轻对烟草业的干预。烟草控制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不容回避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的烟草控制活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可能会造成一定经济和社会困难。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和特定人群，如烟农、烟厂工人等，会受到直接影响。如何在烟草控制的同时，解决、安置烟厂工人的生计，发展替代产业，不仅为烟农和烟厂工人，更重要的是为这些地区甚至国家寻求其他的发展战略都是烟草控制中需要综合考虑的。在中国目前烟草种植和烟草生产都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因此烟草控制的复杂性也是有目共睹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烟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逐步降低。中国的政策规定，不再建立新烟厂，从 95年以来，有计划的关闭小烟厂，目前已从原来的 180多家关闭到现在的 130家。这些工作都是难度很大的，不仅要强行关闭，而且还要保证在关闭烟厂后，安置工人，保证他们的生活，还要给地方财政指出新的经济来源。
　　在中国构筑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中，如何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按照 “ 以人为本 ” 的发展战略，逐步解决烟草产业替代，寻求其他的发展途径，逐步降低烟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等等，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在执行控烟行动计划的同时，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总之，单纯对公众的健康教育和对戒烟的医学指导收效并不显著。多年的烟草控制实践已经证明了烟草控制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国家的发展宗旨，整个产业发展政策的定位，到相关的政策立法，包括税收、产品成分管制、包装标签和广告等的改变；从国际贸易、打击走私到对替代产业发展的全面规划；对吸烟有害健康的教育到树造不吸烟的社会文化，改变多年形成的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都是烟草控制包含的内容。这绝非卫生部门一家能够完成，是需要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多个国家政府部门、传媒、教育界、医学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协作，广泛动员民众才能完成的系统工程。
　　烟草控制，任重而道远。